袁世凯称帝失败源于汉人只认同满族皇帝?
晚清变革,立宪与革命两党互不相让,立宪党正是看到大清皇帝有股凝聚各民族的魔力,才坚持走君主立宪之路。革命党则相反,打的招牌是“反清复明”旧旗号,正是当年流窜江南的叛逆会党玩剩下的东西。特别是在未来民国应该统治多大地盘上,革命党人更是捉襟见肘,完全不能自圆其说,比如革命党元老章太炎就说,打倒大清皇帝后中国的疆域面积就是明代的十八行省范围,这就意味着许多地方似乎都该隔离孤立出去,自生自灭,在那里生活的种族也不属于中国人民。这说法竟荒诞到,划定民国疆域时要退缩到明代狭小的范围内,要是拿到现在这纯属“汉奸”言论。所以革命党和立宪党吵起架来自然腰板不硬,处处理亏。绝不像后来史书上渲染得那般义正辞严,信心百倍。可以这样说,辛亥革命成功其实和革命党的“革命”论述到底是否合理没有太多关系,反而是其中那些过度情绪化的煽动反满言论,起着唤醒暴力神经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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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孙中山也感觉到了必须给推倒皇帝找到更多的理由,特别是一触及疆域整合这类敏感话题就特别需要兼容立宪派的说法,否则革命党会被彻底孤立,甚至成为历史罪人。比如他早期提出“五族共和”,晚年还受美国流行的“民族自觉”思潮的影响,后来又觉不妥,于是改口,就这样摇来摆去拿不定主意。直到新中国建立,才确立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格局。
在清朝,皇帝不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征符号,还是维系道德教化的枢纽。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“宗教”,所以也无教会与皇家争权夺利的纷争嚣嚷。中国的“教”并非宗教的意思,而是“教化”的滋润养育,中国的“政教关系”指的是用道德教化襄助政治的运行。这点与西方教权老是和皇权较劲打架,互争地盘非常不同。教化工作人员的培养主要靠科举制度的选拔,把管理人材一层层相对均匀地分配到各个地点,所以我曾经说过,考试只是科举的一个形式,研习八股文是个手段,不是科举的核心内涵,科举不但在分配管理人材方面有独到之处,而且照顾到各地区的名额均衡,有那么点代议制的味道,相对做到了地区公平,所以以往大批参与科举制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八股文戕害活人智力上,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,就完全批不到点子上。清朝皇帝推崇“敬天法祖”,以孝治天下,关键就是能通过科举制为中央和地方配置人才,在基层依赖宗族士绅播导教化。“皇位”就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。
晚清新政时舆论界一片骂倒科举制的呼声,好像无论立宪还是革命,科举都是个必须清除的障碍。结果,科举制一废,皇权的合法性也就存疑,以后如推倒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,一发不可收拾,皇帝要想赖在位子上已不可能。本文不是给皇权作辩护,而是想反思它作为维系政教关系的符号作用到底有多大?换个角度说,晚清改革就如下棋,皇帝急着在形式上废除科举是最大的败着。科举既废,教化人材配置系统随之崩解,学堂只训练技术人材,不训练教化人材,宗族教育本与科举相连,科举乃是培养基层士绅之所,不参加科考,士绅制度自然瓦解,这使得“政治”缺少“教化”的扶翼,玩政治的人日益功利,满脑门子争权夺利的念头,晚清的管理系统就象缺胳膊断腿的伤鸟,再也无力腾飞。立宪人材的训练同样缺乏总体构思,全靠临时拼凑。科举进阶是有道德考量在里面,一旦废除,立宪运动缺少道德教化的支持,全凭关系门路,各显其能,于是贿选横行,一片狼藉。怪不得有人大骂民初政坛龌龊横行,比晚清还不如,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皇帝给自己掘好了坟墓。
皇权一旦倒塌就宣告了皇朝体制正统性崩毁,如一串玉珠滚散一地,无法收拾,一切试图恢复帝制的尝试自然是逆潮流而动,不得善终。袁世凯逼清帝退位,洋洋自得,自以为最有承继清朝大统资格,其实他的汉人身份就不具当年满人皇帝统合各族群的符号性。加上军事强人当道,政教体系瓦解,都无法使他顺利塑造起自己的象征权威,只能在一片谩骂声中郁郁而终。袁氏称帝在一个普通汉人士绅的眼里都是不耻的事情,山西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有一段描写说他做梦袁世凯称帝,在山西崇修书院升堂,刘大鹏被迫随着身著朝服的官员拜舞,觉得羞耻之极,欲死不能,当袁氏秉笔书写他的名字准备封赠官职时猛然梦醒。刘大鹏赞成复辟,却主张宣统复位,袁氏当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义,可见一般汉人心目中,满人当皇帝仍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,其中也暗含着对皇帝凝聚多民族符号作用的认可。可见,皇帝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像,在当时人的心里还是遗留着很长的影子。